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正在“融入世界”，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在突破“汉学”或“中国学”的藩篱，进入更大的空间；二是从世界史的范围重新检讨以往的理论基础，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工作要迎接新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中国经济史坛出现了一股新潮流，即“融入世界”。这股潮流发轫于70年代中期，但到90年代后期方蔚成气候，变成一股澎湃于国际经济史坛上的重要潮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股潮流正方兴未艾，在新世纪中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把“融入世界”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之“融入世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突破“汉学”或“中国学”的藩篱，把中国经济史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注意中国自身的经济变化，也注意中国的经济变化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更加深入地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理论模式进行检讨，从而发现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由于这两项工作正好反映了当今国际史坛中所出现的两大主要挑战，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这股新潮流，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真正融入国际史学主流的重要表现。

在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中外经济关系史向来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状况。然而，单纯的贸易状况研究并不能解释这种贸易为什么能够发生和发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具有它所显现出来的那些特点？为什么对贸易各方的经济变化会起到非常不同的作用？等等。要解释这些，就必须了解这种贸易赖以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突破中国研究的局限，把中国和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研究。就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而言，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到8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对“东亚贸易圈”的研究，今天又发展为对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研究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研究。后两项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正确认识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总体水平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例如，从对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东亚地区不仅大宗长途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出现了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大规模流动，从而显示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其中在作为东亚地区主体的中国，按照王业键的看法，太平天国以前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经济的整合程度，已超过了17世纪的欧洲。而中国的东亚邻国（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经济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整合不仅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而且还具有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因此，这项研究不仅修正了我们以往认为清代中国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经济的看法，同时也证实了以往那种只有与西方接触之后中国经济才可能有发展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从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中则可以看到：以往的中外比较研究，实际上只是把中国与西欧先进国家进行十分片面的比较，从而得出了中国经济在清代逐渐走向衰落的结论。但是如果把清代中国经济放在世界经济史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将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例如，贡德·弗朗克（AndrewGunderFrank）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至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而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虽然这些看法都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对中国经济史学者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世界史的范围内重新检讨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融入世界”的另一主要方面。众所周知，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传统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用以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经典模式，实际上乃是一种建立在英国经验基础之上的经济成长理论模式。依照这个模式，早期手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为近代的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实际上以英国经验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为前提。因此如果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一些与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相似的变化，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必将像英国那样发展，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之路。虽然事实上中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但这也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中断，或者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而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这种基本理论框架之内，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派学者和海外“近代早期”学派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我们认识明清中国经济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从其默认的前提却是英国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如果把英国经验放到世界经济史的大范围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查尔斯·蒂里（CharlesTilly）更明确指出：从发展趋势来看，1750年欧洲经济变化的前景并非工业革命。甚至就英国而言，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也指出工业革命的出现并非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上述模式对于英国也未必完全适用。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和王国斌（R．BinWong）更从理论上说明了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演变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王国斌还进一步指出：1750年欧洲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一种与清代中国颇为类似的发展。换言之，对英国之外的欧洲大多数地区而言，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英国模式更具普遍意义。至于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典模式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争议当然更大。不论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它们都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使用英国模式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是否合适，的确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因此，把中国放到世界史的广大范围中来研究，将能促使我们对以往研究中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促进我们去积极探索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